举而不穷：举，行动。穷，困窘、困厄的意思。此句意为所采取的作战措施因敌制宜，变化无穷。

胜乃不穷：指胜利永远不会有穷尽。

【译文】　只知道自己的部队可以打，而不知道敌人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性只有一半；只知道敌人可以打，而不知道自己的部队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既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自己的部队能够打，但是不了解地形不利于作战，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人，他一旦行动起来就不会迷惑，他的作战方法变化无穷而不致困窘。所以说，了解对方，了解自己，争取胜利就不会有危险。既懂得天时，又懂得地利，克敌制胜就会永无穷尽。

【点评】　用兵打仗，需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的。这里，时间体现为战争过程的速决或是持久，空间体现为战争规模（主要指战场覆盖面）的广阔或是狭小。在冷兵器时代，没有飞机，没有导弹，也没有潜艇，所以，战争当然只能在陆地或水面的范围内展开，这决定了战争不能不受一定的地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战争与地理关系密切，战场地形地貌会影响军队行动，必须对其进行详细研究。为了在战略布局上取得有利主动的地位，必须对兵要地理形势作用做缜密的考察。前者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军事地理学”的概念。当然，在中国古代，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人们通常对它们作通盘的研究和阐述。

冷兵器时代，能否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理对于战争的胜负关系尤为重大。比如在戈壁荒漠地区，如果后勤补给跟不上，那么不用打仗，光饥饿与干渴便能置人于死地。又如在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地带，你就是骑了“的卢”、“赤兔”一类的宝驹，也无法信疆驰骋，更不必说去和敌人挥戟搏杀了。因此，早在孙子之前，就有人探讨过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军事地理理论的雏形（例如《易·师卦》、《易·同人卦》等相关论述）。然而，这些终究是只言片语，零碎散漫，不见系统，缺乏深度。而且是光谈地形，不谈地域，没有涉及军事地理中最核心的兵要地理问题，缺乏广度。只有到了孙子那里，利用地理条件来达成克敌制胜的目的，才成为兵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地理学才初具规模。孙子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地理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之相互关系的兵学大师，给后人开辟了军事学的新空间——军事地理学。

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兵要地理（现今称为“战略地理”）的论述。他撰写《九地篇》，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的战略地理环境当中展开行动的指导原则。二是对战术地理的论述，主要内容见于本篇以及前面的《行军篇》。概括地说，孙子以本篇集中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要领，辨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地理学的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它的学术价值怎么评估也不为过。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这是孙子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思想基础。它要求战争指导者尽可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在这个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实施战役指导，活用战法战术，赢得生死搏杀，即所谓“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关注地形，了解地形，分析地形，利用地形，就属于“知天知地”的范围，这正是孙子军事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孙子非常重视战场地形条件对作战行动展开的具体影响，提出了“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精辟论断，强调作战指导者要注重对地形的观察和利用。在孙子看来，能否根据地形条件制定适宜的战法战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军队的存亡，所以要想成为一位真正有所成就的将帅，就必须了解和熟悉地形，认真研究、巧妙利用地形，在判断和掌握敌情的同时，准确地计算地理形势上的险要或平坦、遥远或邻近、广阔或狭窄，以便对军队的开进速度、机动方式、部署主次以及阵地的选择、伪装和使用等等，做出正确的抉择。孙子对此的重视程度是无可比拟的，他从战略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强调这是高明指挥员所不可或缺的素质，是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如此这般，孙子就将地理学首次引入了军事斗争的领域，使得敌情分析和地形利用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从“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基本见解出发，孙子根据实战要求，系统地探讨了战术地形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他列举了军队在作战行动中极有可能遇到的六种基本地形：四通八达的“通形”，能进难退的“挂形”，双方行动都不便的“支形”，狭隘重阻、易守难攻的“隘形”，险峻陡峭、不便展开的“险形”以及距离遥远、双方机遇相等的“远形”。他指出这六种基本地形的特点，并且就这六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提出了详尽而又有针对性的作战指挥要领。例如，在敌我双方都可以自由来去、四通八达的“通”形地域上，作战指挥者应该抢先占领开阔向阳的高地，确保粮草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无阻，从而牢牢把握主动。又如，在“支形”地域上，先要做到戒除贪多务得的人性弱点，不受敌方诱兵的迷惑，持重待机，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统率部队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前出一半时再突然回师反击，玩弄对手于股掌之中。

当然，按孙子的理解，地形条件是客观的存在，它固然重要，但毕竟仅仅是用兵打仗的重要辅助条件，如何巧妙利用地形，确立战场优势，关键还在于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实施卓越的作战指导。因此，孙子论述了军队由于将帅战术呆板、指挥失当而导致失败的六种情况——“六败”：“走、弛、陷、崩、乱、北”，细致剖析了产生“六败”的具体原因和主要表现，并且强调作战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将帅来承担，不能归咎于自然条件。由此可见，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是相当系统和辨证的，真正做到了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结合。其中，“地有六形”讲的是自然的客观因素，“兵有六败”讲的是人为的主观因素。孙子军事地理学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恰如其分地评价地理条件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正确地强调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在后世是为众多兵家所一致推崇的，《百战奇法·地战》强调：“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草庐经略·地形》指出：“两军交战，地不两利；我先得之，敌为我制。虽可利人，实由人择；固分险易，还务通权”等等，这都是对孙子战术地理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西方近代军事学家重视战场地形的战略价值，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有人甚至把它视为国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学者科宁·格雷提出，国力要素包括人和文化因素、领土面积、地形、经济资源、政治实体间的距离等，并认为自然地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地理，经济地理决定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对政治的发展又产生重大影响。又如约翰·柯林斯把国力要素归纳为10个基本方面，其中属于自然地理的有空间关系、主要的陆地形态、气候、天然植被，属于经济和人文地理的有资源、工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重要部门的分布、交通网和通信网，并指出这些因素“构成了加强国家力量的地理成分。它影响到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力量如何使用的问题”。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更是多次就地形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阐述。若米尼重视地形条件以及辨证对待其利弊得失的做法，与孙子既重视战场地形等客观因素，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维逻辑如出一辙。

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不是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对众多战争实践活动进行总结的结晶，因而对后世战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公元263年爆发的魏灭蜀汉之战就是颇具说服力的史证。当时，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的实际军政大权后，注意发展生产，扩充军力，将统一天下提上议事日程。公元263年月，魏军三路大军按预定计划，同时向汉中、沓中、武街与桥头发起进攻。魏军主力在钟会统率下，迅速突入汉中要地，袭占阳安关，然后分兵进围汉、乐两城。钟会本人则率主力“长驱而前”，企图一举夺取剑阁（今四川剑阁北），进逼成都。当时，蜀军在汉中这样的重要地点没有重兵设防，让魏军轻易占得先机。被动局面下，姜维只得走了一步险棋，巧妙调走诸葛绪，后又凭借剑阁之险，设防固守，令钟会大军久攻不克。这时，邓艾提出偷渡阴平的袭击方案。他挑选精兵一万，从阴平出发，沿白水河谷东行，登上摩天岭，行经荒无人烟的山陵地带七百余里，凿山开道，架设便桥，突然抵达江油。蜀汉江油守将毫无准备，只得投降。此后，邓艾又分兵两路猛烈夹击诸葛瞻军，大获全胜，攻克绵竹。绵竹失守后，蜀国上下陷入混乱。刘禅眼见兵临城下，遂自缚请降，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此覆灭。

纵观魏灭蜀汉之战，双方对地形的认识和利用存有优劣，这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蜀军对险形地域、隘形地域的汉中地区，疏于戒备，违背了孙子所说“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及“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等原则，为魏军的大举开进提供了极大便利。占据剑阁险要、一度遏制住魏军的凶猛攻势之后，又未能考虑到对手从阴平小道奇袭的可能性，以致腹背受敌，完全陷入被动，终于导致军队弃甲、社稷覆亡。魏军则充分认识到利用地形、避实击虚的重要性，尤其是邓艾出奇制胜，翻越天险，神速挺进，袭取成都，堪称“敌无备，出而胜之”的杰出典范，也证明了遵循孙子军事地理学基本原理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