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九章，从内容上可以大致分为两组。其一、三、四、五是一组，论述仁政的问题。这部分对于当时各诸侯国的暴政有所揭露，并认为这样的形势正是推行仁政的大好时机，因为必能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从而实现统一天下的“王道”；与此相反的“霸道”，则是靠武力征服，那是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的。至于仁政的具体措施，在第五章里提出了五项政策，大意是尊贤使能、减免赋税、实行井田制。另一组则论及个人修养以及人性论方面的问题，包括其二、六、七、八、九各章。第二章从“不动心”说起，最后涉及对孔子的评价，是《孟子》一书中极重要的篇幅。所谓“不动心”，指的是不因处境、待遇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心态，达到这种境界的两个环节，一是“知言”，二是培养“浩然之气”。“知言”是思想认识能力的表现，“浩然之气”尽管是一种正大刚毅的道德情感，仍然是道义原则指导下的日积月累的道德实践的成果。知言则不惑，气盛则意志坚定，所以是“不动心”的条件。第六章提出的“四端说”，意谓仁、义、礼、智等品质在人的天性中有其基础，集中概括了孟子在人性问题上的主张。七、八两章，分别谈到“反求诸己”和“与人为善”的修养方法。第九章批评伯夷气量小，柳下惠不严肃。二者既然各有所偏，在出处问题上，合理的态度应当如何？可以参见本篇第二章对于伯夷、伊尹和孔子的评论一节。从中可见孟子的用世心切，从而主张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根据具体条件调整应对的措施，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不动心”的一个补充说明。

一

公孙丑问曰(1)：“夫子当路于齐(2)，管仲、晏子之功(3)，可复许乎(4)？”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5)：‘吾子与子路孰贤(6)？’曾西蹴然曰(7)：‘吾先子之所畏也(8)。’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9)，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10)？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11)。”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12)，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13)，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14)，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15)，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16)。’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1) 公孙丑：孟子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