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司马①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

王大司马①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

那些不能好好教育子女的人，也不是存心要把子女陷入罪恶之中；只不过是不愿意让子女因为自己的责骂而脸色不好看，不忍心责打子女，让他们皮肉受苦而已。我们用人生病来做个比喻，人生病的时候难道会不用汤药、针灸、艾灸来进行救治吗？我们反过来想想那些勤于督促训导孩子的人，难道他们愿意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吗？那实在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啊！

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太夫人，她的品性很严正。王僧辩在湓城担任重要的军职，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他稍微做的不对，魏太夫人还是要责打他，这样才帮助王僧辩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功业。王大司马：即王僧辩。南朝梁祁人，孝元帝时任大都督，累功至太尉。

常言道：慈母多败儿。魏老夫人则是严母的代表，这种严是基于她知书守礼的智慧，所以她的棍棒下面能成就儿子的一番伟业。

【11】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少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①，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语言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然则爱而不教，适所以害之也。《传》称：“鸤鸠②之养其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平均如一。”至于人，或不能然。《记》曰：“父之于子也，亲贤而下无能。”使其所亲果贤也，所下果无能也，则善矣。其溺于私爱者，往往亲其无能，而下其贤，则祸乱由此而兴矣。

梁元帝的时候有一个士人，他从小就聪慧敏捷有才能，很受父亲宠爱，因此家里没有很好地教育他。他只要有一句话说得有点理，他父亲一年到头逢人就夸奖他；要是有一件事做错了，他父亲就百般为他掩饰，希望他自己慢慢改正。后来他长大结婚做官以后，待人的态度日益粗暴傲慢，最后竟然因为讲话太过随便，而被周逖开膛破肚作为祭鼓的牺牲了。这样看来，如果家长对子女一味溺爱，而不懂得去教育他，这恰恰是害了孩子的。《毛传》说：“鸤鸠鸟在喂养孩子的时候，早晨的时候从上往下，晚上的时候从下往上，始终做到平等对待。”但是人反倒不能这样。《礼记》说：“父亲对于子女，一般都是偏爱那些有聪明才干的，而对于没有才能的就不太喜欢。”假如所偏爱的确实是德才兼备，不喜欢的确实是无能，那还没什么问题。然而，那些陷溺于狭隘的私爱中的父亲，往往会偏爱那些无能的子女，而疏远那些德才兼备的子女，那么家里的祸乱也就从这里开始了。行路：行路的人。鸤鸠：布谷鸟。

这个父亲以为自己很会教人。夸奖孩子，在今天看来是所谓的鼓励教育或赏识教育一类，这是鼓励父母在教育的过程中善于发现子女的闪光点。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有道理的。但它必须在一种“恩威并济”的状态下，并且这些“闪光点”是真正的闪光点。小孩子要去鼓励他，但是涉及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时又要给他立定规则，如果胡乱夸耀他，就会让他生出“矜”心，这是要不得的。单纯的棍棒出孝子，与单纯的鼓励出才子，都会有所偏颇，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当奖则奖，当罚则罚。

【12】《颜氏家训》曰：“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①者亦当矜怜②。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谓灵龟明鉴。此通论也。

《颜氏家训》说：“人们爱自己的子女，很少能做到没有偏爱。从古至今，这种偏爱所带来的弊端太多了。那些聪慧懂事的孩子自然讨人喜爱，但是那些调皮鲁钝的孩子也应该去怜爱他们。那些受偏爱的孩子，虽然父母是想让他们更好，但事实上却害了他。”共叔的死，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母亲太过宠爱造成的；赵王的死，也是他父亲太过宠爱的结果；刘表和袁绍最终家破人亡，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这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呀！顽鲁：愚顽鲁钝，愚蠢笨拙。矜怜：怜悯爱惜。

亲爱自己的子女，应当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公心。孩子的心是敏感的，他们很容易感受到父母爱的偏倚，尽管很多时候并不是父母有意为之。特别是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后，在决定怀二胎之前，最好能让现在的孩子参与到这个家庭决定中，对他的心理进行抚慰、按摩，得到孩子的支持。而对于那些已经有多个小孩的家庭来讲，年长的哥哥姐姐当然应该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但这是对年长的子女来讲的，父母亲不能够因此而忽视年长的子女，相反，应该适时倾注多一些的关爱在他们身上。可是父母亲总是因为他们年长而认为他们不需要爱，这往往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心理感受，也容易造成家庭之间的不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