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一生的军事活动最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进行了削平割据势力的

赵匡胤一生的军事活动，最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进行了削平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一是建立了高度集权中央的军事体制。由于他在尚未收回燕云地区之前即突然去世，而他去世之后，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又常吃败仗，所以后人对他的先南后北战略和加强军事集权措施，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虽然毁誉不一，但指责其消极一面的则占多数。现仅从军事角度，简单地提出一点看法。

“先南后北”，是指导统一战争走向胜利的正确决策赵匡胤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基本上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混战局面。后人对此并无异议，有争议的是这一战略方针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赵匡胤的国防战略思想，从来就是“虚内守外”，即对内加强专政，对外屈让妥协，根本就没有收复燕云的打算，根据是宋神宗时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录》和宋高宗时李攸所著《宋朝事实》等书，曾有赵普认为幽州取易守难，因而赵匡胤再也不提收复幽州的记载。其实，这一记载值得怀疑。首先，幽州是包括燕山山脉和长城在内的河北北部地区，从地理形势上来说极为险要，过此以南，则为中原平原地区，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边防重地，决不是易攻难守。其次，赵匡胤至死也没有放弃收复燕云地区的企图。他始终是把它作为统一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他说“汾晋未平，幽蓟未复，不能谓之一统”的言论；在“取荆湖、下西蜀”时就设立“封桩库”，准备北取幽蓟的军费，以及对“献阵图请讨幽州”军校的奖励等事实，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赵匡胤的“先南后北”战略，错过了穆宗统治时期北取燕云的有利时机。辽穆宗耶律王景统治残暴，政治腐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周世宗柴荣乘机北进，一月之内，兵不血刃就连下三关，迫近幽都，而耶律王景却说：“此本汉地。今以还汉，有何惜耶”。假如柴荣不死，继续北进，或赵匡胤取得政权之后，即乘柴荣之势，先攻幽州，就有可能收复燕云。赵匡胤等到统一南方之后，才开始北进，此时辽朝内部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战机已失，所以燕云十六州才始终无法收复。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从军事角度来看，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第一，柴荣假如不死，继续进攻幽州，并无胜利把握，这是因为：（）柴荣北进，虽连下三关，但并未与辽军主力作战；（）耶律王景虽对三关的丧失并不在意，但对早已定为陪都的南京（即幽州），就未必毫不在乎，他决定亲至南京指挥作战就是证明；（）周军过去和辽军的直接接触，只有忻口之战一次，那是在柴荣大败北汉军之后发生的，但却被辽军击败，死大将史彦超，柴荣被迫退军。根据上述情况，柴荣假如不死，继续进攻幽州、与辽军主力决战，怎么能断言一定胜利呢。

第二，赵匡胤如果采用“先北后南”的战略，历史能否如现在这样很快就结束割据混战局面，很难断定。这是因为：（）不论是先攻北汉还是先攻幽州，都不单是北汉与燕云十六州的问题，而是与辽国作战的问题。辽是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自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政权并吞并渤海国后，疆域已达到“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的兵力，不计各部族军五州乡丁及属国军，仅皇室直接指挥的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及大首领部族军，即达十余万人，而且都是机动力与突击力强的骑兵。赵匡胤统一南方前的总兵力不过二十余万，由他直接指挥的禁军，只十万余人，且多为步兵。在这种兵力对比情况下，要想迅速击败辽国，消灭北汉，并一劳永逸地夺回燕云十六州，是很难有把握的。（）一旦与辽国正式开战，不论燕云十六州是否收复，宋辽的战争都将是长期的，宋的“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仅以江北中原地区的财力、物力，很难养活大量军队，更难支持长期战争。（）假如赵匡胤先以主力北征，与辽军持久战争下去南方各割据政权，是否一定按兵不动？南唐是否一定不收复淮南？很难保证。如果陷入两面作战的危境，则赵匡胤能否如实际历史一样顺利地结束中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就很难逆料了。

辽穆宗耶律王景“不恤国事”，只知“昼寝夜饮”，被称为“睡王”，没有扩展疆域、南进攻宋的雄心。赵匡胤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严防的基础上，设法与辽议和，以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解决肯定有把握在短期内予以解决的南方诸割据势力，尔后再转用兵力于北方，与辽军决战，以解决北汉与燕云十六州的问题，正是他战略思想的可贵之处。

第三，赵匡胤统一南方后再进军北方，辽朝内部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穆宗被杀，景宗耶律贤即位，经过他的改革活动，形势已开始好转。但也应当看到：辽的军事实力，在此期间未有多大增长，而赵匡胤由于统一了南方，不论军事实力还是战争潜力都较前有大幅度的提高，仅兵力一项而言，赵匡胤直接指挥的精锐禁军，就已增至十九万余人，而且国内统治已经巩固，在宋、辽双方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比上，和赵匡胤未统一南方前，恐怕不会是辽占优势罢。至于后来宋太宗赵光义攻辽，一再败于高梁河和歧沟关等地，终于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问题，责任应由赵光义负，不能算在赵匡胤的“先南后北”战略上。

根据以上看法，我们认为赵匡胤“先南后北”的战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是指导统一战争走向胜利的战略。

加强中央军事集权是保证分裂局面不再出现的正确措施赵匡胤整顿军队、加强中央军事集权，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主要支柱，改变了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面貌。对此，后人似无异议。但对有宋一代的所谓“积弱”，绝大多数的史论家，却归罪于宋初的军事体制和赵匡胤。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看法似乎多少也不免失之于偏颇。例如：

.认为“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更戍法”造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兵”或“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更戍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对将帅的战术运用有消极作用，这是事实，但认为必然导致军队“积弱”，则未必全面了。宋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五百人），营的长官指挥使和副指挥使，以及营以下各级基层军官，长期与士兵生活在一起。军队调动，将领不动，指的是当地驻军最高长官，直接带兵的营指挥使、甚至军的都指挥使，都是与军队一起行动，对这些将领来说，根本不存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如果军队素质较好，高级将领的变动，不会严重影响战斗力，更不会使军队“屡战屡败”。而且这是平时的制度，一旦出军作战，没有故意乱调的记载，终赵匡胤一生，也没有临敌易帅的作法。在此之前，唐初府兵制，以团为基本建制单位（二百人），分散隶属于各折冲府中，平日生产，轮流宿卫，一旦有事，临时由各折冲府调集军队，由皇帝指派将官统领出征，战事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目的是使“将帅无握兵之重”，并无人以此责备李世民；在此之后，明初实行卫所制，基本上也是临时由各卫所征集军士，另由皇帝指派将领统率出征，也无人为此责备朱元璋，更没有人将府兵制、卫所制后来崩溃的原因，归之于创立者，何独对赵匡胤求之过苛！至于两三年变更一次防地的制度，对于国家主力野战部队的禁军来说，也不见得就是弊多于利。